日前，江苏省统计局网站发文指出，2021年江苏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-1.12‰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江苏年度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转负。常住人口出生人数下降，主要是三方面因素影响：一是育龄妇女人数大幅减少；二是妇女初婚年龄不断推迟；三是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提高。文章进一步指出，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，会导致少生或不生。
据统计数据显示，江苏省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，生育一孩居多，接近70%；高中文化程度者生育一孩和二孩的占比相当，都在47%左右；小学及以下、初中文化程度者以生育两个及以上孩子居多，占比分别为 63.42%和59.21%。在未生育的女性中，高学历者所占比重也超过了一半。
受教育程度越高，就越偏向于只要一个孩子，而受教育程度越低，则更愿意生二孩和三孩，数据所反映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。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，就意味着婚育年龄会相应推迟，也更愿意在职场中彰显自我价值。当事业上升期与生育“黄金年龄”重合，就势必会加大女性生育与就业的冲突。这也意味着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，的确会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。
但更应该看到的是，生育率的下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，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女性的生育意愿，但最终决定生与不生的，恐怕还是职场环境和生育成本，而不仅仅是学历高低。抛开其他因素只谈学历，难免会有管中窥豹、以偏概全的嫌疑，而这也正是相关话题引发舆论质疑的重要原因。
职场中，伴随着女性生育问题而存在的就业歧视时常见诸报道，围绕着“延长生育假”和“强制男性陪产假”的热议也不时出现。而在生活中，女性往往在家务分工和育儿分工中承担着更大的责任，父亲缺席的“丧偶式育儿”更是绕不开的生育话题。如何在职场和养育环节缓解女性的现实困境和痛点，其实是远比学历更值得关注的生育问题。
在刚刚过去的两会中，鼓励生育的声音不绝于耳。全面推行育儿假、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、加大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、完善生育补贴等相关建议，足见社会对于女性生育堵点的关注。但相关建议只有落到实处，从梦想照入现实，让女性从“母职惩罚”的道德绑架中逃离出来，彻底摆脱隐性的生育职场歧视，才能更大程度地激发生育热情。
学历从来不是生育率高低的决定因素，就业压力和生育成本才是。透过高学历女性生育意愿偏低的现象，更要看到职场歧视和生育压力的本质。解决职场歧视，缓解家庭生育压力，实现养育公平，让就业升职和生儿育女不再是取舍关系，让育儿负担不再是女性难以承受之重，这不仅是保障女性权益的应有之举，更是缓解人口问题的有效举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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