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化大咖陈彦（左一）和周新民对话现场
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 徐 颖
16日下午，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、著名剧作家陈彦做客武汉卓尔书店，与文学评论家、华中科技大学二级教授周新民交流“戏曲小舞台，小说大乾坤”。陈彦的“舞台三部曲”《主角》《装台》《喜剧》成为谈话焦点。现场读者迅速了解陈彦“舞台三部曲”中的人物——秦腔名伶忆秦娥、装台人刁顺子、“丑角”贺氏父子，并为他们的悲欢而悲欢。
陈彦的新编现实主义题材话剧《长安第二碗》，正在武汉参加十七届中国戏剧节展演。昨日，极目新闻记者现场直击了两位大咖的对话全过程。
■人物档案
陈彦，当代著名作家、剧作家，现居北京。曾创作《迟开的玫瑰》《大树西迁》《西京故事》等戏剧作品数十部，三次获“曹禺戏剧文学奖”“文华编剧奖”，作品三度入选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“十大精品剧目”，五次获全国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创作长篇电视剧《大树小树》，获“飞天奖”。著有长篇小说《西京故事》《装台》《主角》《喜剧》。《装台》获2015“中国好书”、首届“吴承恩长篇小说奖”，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。《主角》获2018“中国好书”、第三届“施耐庵文学奖”和第十届茅盾文学奖。
谈创作身份
在戏曲行业浸泡20多年
作家一定要写熟悉的领域
周新民：以小说形式表现戏曲艺人生活的小说，还不多见。这和您的生活经历有关吧？
陈彦：我在戏曲行业“浸泡”了20多年。我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先做了7年专业编剧，后来院里成立青年团要我当团长，我犹豫过。当时我32岁，写了一部32集的电视剧在央视播出了，还写了一部舞台剧，我觉得自己在创作上可能更有前景，但领导鼓励我先当一段时间，不行再说。结果我当了4年多的团长，被提拔为主管创作的副院长，后来又做了10多年的院长。
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最辉煌时有641个人，看到团里各个行当的人，我的脑子就飞快转动起来，想着怎么把生活中的人物变成自己笔下的人物。
我认为，作家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领域，在自己烂熟于心的领域，才能发现其中独特的思想，才能去洞悉和观察世道人心。如果不熟悉，做完采访和资料收集工作，也只是摸到皮毛，很难抵达更丰富的内涵。
周新民：您的小说在叙述上借鉴了舞台艺术的一些元素，如重视故事，善于抓住人物命运的关键点、善于运用对话来刻画人物形象、移步换景的结构方式等。您是否有意尝试探索将戏曲和小说融合？
陈彦：在西方，剧作家、作家、诗人其实是不分家的。通常作家既写剧本，又写小说和诗。比如戏剧《等待戈多》的作者塞缪尔·贝克特，也写了小说《马龙之死》，充满了戏剧结构。
如今的小说写作有“意识流”倾向，一般读者阅读起来有困难。我崇敬写出《追忆似水年华》内容丰富浩大作品的作家普鲁斯特，但文学艺术创作是多样性的，我个人更喜欢雨果、狄更斯、曹雪芹、蒲松龄这样的作家，能把小说故事写得那么精彩、好看又深刻。
谈作品原型
《装台》改编成电视剧 “刁顺子”的原型就找来了
周新民：您的小说塑造了主角、装台人、丑角等形象，这些人物及其生活是否用到了原型？
陈彦：我写小说塑造每一个人，脑海里都会蹦出这个人物的具体形象来。我今天在这里见到的人，说不定哪天就把他写到小说中了。但小说人物和现实人物不是一一对应，可能一个人物由好几个原型拼接而成，不然会惹出麻烦。比如《装台》主人公“刁顺子”是有小说原型的，小说出版时他没有找我，改编成电视剧，张嘉译演绎“刁顺子”后，他就找我了，认为我写的就是他。我说这里面有你的影子，但不全是你。
我对装台为什么这么熟悉？因为我的办公室在三楼，后窗户下正好是后台口。我天天听装台的人在下面说话聊天，有时候他们也骂人，比如给某个团干活，对方没结账等。有时候他们直接来找我，我问下面的团长缘由，有团长说他们有活没干好。我说活没干好可以返工，但钱不能欠。我让团长早上6时起来，跟我看看他们装台人的工作——他们过着颠倒的人生，通宵装台，到早上6时，后台口平地上都躺满了，冬天有时他们弓着身子在暖气井盖旁，围成一个圈取暖。看到这样的场景，还忍心拖欠他们工钱吗？
周新民：您在《装台》中也塑造了一个有包容心的领导，原型是不是您？
陈彦：在艺术院团做管理工作，就是需要包容心。艺术院团的每一个人都很有个性。从演员到角儿，需要很长时间的成长。比如《主角》中的秦腔名伶忆秦娥只会演戏，对生活、对感情一窍不通。如果社会和单位不能包容他们，他们可能生存都很困难。
谈戏曲传承
变的时候一定要有力量 把传统再往回拉拽一下
周新民：戏曲是一种传统的艺术形式，在传承过程中，也在不断适应社会发展。您怎么看待传统与现代？
陈彦：传统到现代的转型，是渐变式过程，不是猛烈撕裂的过程。越是向现代转型，我们越要记住传统。秦腔在传承过程中，一直适应着社会的变化，观众的喜好、品味变化了，戏曲也要不断翻新。这个过程就像是潮汐力、牵引力，两种力量在不断拉拽和较量。如果完全不变，戏曲将有沦为“博物馆艺术”的危险，但在变的过程中，一定要有力量把传统再往回拉拽一下，这样才能留住传统中最重要的东西。
我们一定是带着前人无数的经验走向未来的，没有一个现代和后现代是割裂存在的，它们一定是和传统在一起的。
周新民：有句老话“艺术要有教化功能，要寓教于乐”，您在《喜剧》中写到丑角这个行当时，似乎涉及了这个话题。
陈彦：我们发微信都会说“祝你快乐”，不会说“祝你沉重”。生活中我们也爱和幽默快乐的人打交道，不喜欢和愁眉苦脸的人打交道。幽默快乐非常重要。我们现在写戏不如古人，古人特别注重喜剧色彩的调配。在《窦娥冤》这么大的悲剧里就有很多丑角，让人觉得好看好笑，最后把最大的悲剧揭示出来。观众才能在得到快乐的同时，受到深刻的生命启示。
文以载道。文艺要承担一定的社会思考功能，不然就沦为玩物了。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完全娱乐化的时代，在《喜剧》中，我对娱乐时代有反思。当所有人都向演员要喜剧要笑点、要1分钟产生两个包袱，小说中的几个喜剧演员在这条娱乐化道路上越走越偏，最后把自己毁了。所以当我们批评喜剧为什么越来越低俗时，观众是不是也要为喜剧的低俗埋单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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